蒲松齡（1640－1715），字留仙，一字劍臣，號柳泉，世稱「聊齋先生」，自稱「異史氏」，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人，漢族。他出生於一個逐漸敗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，畢生創作出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說集《聊齋志異》，被譽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。
蒲松齡故居所在的淄川地區有兩條河流交匯：一是「孝婦河」，相傳為紀念一位孝順媳婦而得名；二是「般水」，九曲十八彎後與孝婦河匯合。然而兩水合流後便匆匆北下入海，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勢格局。按中國風水學「形法」而論，這種南高北低的地勢屬於凶格。此一格局在淄川東南的開發區顯而易見——柏油大道以北的建築物大多呈現前仰後臥的態勢，有的乾脆建在凹處。
按中國地理區位理論，風水「山環」的功能在於遮擋各方寒烈之風：
西方要有山，以遮擋西面而來的「剛風」；
西北要有山，以遮擋西北方而來的「折風」；
北方要有山，以遮擋北面而來的「大剛風」；
東北要有山，以遮擋東北方而來的「凶風」。
淄川雖被文人描述為「四面環山」，但按實際地理格局分析，僅西、東兩側有山，西北有湖，北面與東北面則無山可依，未能形成聚氣的「山環」形勢。
蒲松齡故居坐北向南偏西，即風水所稱的「癸山丁向」。受大地勢影響，宅形呈現北低南高、東高西低的格局。中國風水學有云：「氣遇風則散。」使氣消散的，正是折風、剛風、大剛風、凶風等寒烈之風，可惜故居地勢無力阻擋。另一方面，風水學又云：「風為送氣之媒。」能夠聚氣的，是東方來的「嬰兒風」、東南方來的「弱風」和南方來的「大弱風」。可惜故居東方的「嬰兒風」卻被東山拒之門外，正應了「有山無環不聚氣，嬰風受阻剛風勁」的風水所忌格局。
此外，中國風水學尚有「前高後低，長幼昏迷；後低前高，一生奔逃」之忌。所謂「昏迷」，並非病態，而是指執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狀態；所謂「奔逃」，並非逃亡，而是指奔波勞碌、背井離鄉。對照蒲松齡的一生，竟有驚人的呼應。
由蒲家莊東大門進入莊內的道路呈S形曲徑。按《水龍經》原理，這種曲水可以有效防止「直洩水」的散氣之弊，可見蒲家先民已懂得運用風水知識矯正地勢。但不幸的是，曲徑行至蒲松齡故居門前時恰成「反弓」水，反而不聚氣。由此可見，主人在世時家業已不景氣。蒲家世代讀書，卻始終與仕途無緣，人生坎坷與宅基地勢風水形成對應關係，恐怕不能說只是一種巧合。
回顧蒲氏家族的科舉之路，代代才華出眾，卻代代與功名無緣：高祖蒲世廣，才冠當時，終究只落得個「廩生」；曾祖父蒲繼芳，同樣才華出眾，最終也只是個「庠生」；祖父蒲生亦非平庸之輩，卻一生默默無聞；父親蒲槃學識淵博，終因童子業（類似「教書匠」）而埋沒鄉里。
到了蒲松齡這一代，又是重蹈覆轍。十九歲時，他在縣、府、道三試中均奪第一，考中秀才，一度意氣風發；此後卻屢屢敗北。二十多歲起屢試不第，原因正是「與八股文無緣」（注意：這種執著而不明智，正是風水所說的「昏迷」）。無奈之下，他只得回鄉設館教書，為人「代筆歌哭」或充當「刀筆師爺」，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。
1670年，三十歲的蒲松齡南下謀生（注意：奔波勞碌、背井離鄉，即風水所云「奔逃」的開始）。歸鄉後再應鄉試，又付諸東流；1687年，他滿懷壯志再赴鄉試，依然如故；1690年，五十一歲的蒲松齡再赴濟南應試，這次初試通過，不料二試時突患疾病，功名再度石沉大海。至此，他不禁仰天長嘆：「此天之亡我，非戰之罪也！」
總之，直到1680年（康熙十八年）前後，過了不惑之年的蒲松齡才結束漂泊不定的「奔逃」生活，其中最遠的一次是到揚州府充當「刀筆師爺」。其間，每年一度的鄉試屢試不第貫穿始終。他自嘆「天之亡我」，其實或許早已悟出風水真諦——天即宇宙、即客觀規律。天文、地理，古稱「堪輿」，即今之所謂風水。換言之，正是「風水不助我也」！
此外，蒲宅坎位（北）、艮位（東北）低下，依方位對應關係，也對「中男」、「少男」產生了不利人丁的影響：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，晚年幾個孫子突然「被天花奪去性命」等等，皆可與之對應。至於因「兩個嫂子尖酸刻薄」而受氣、分家一事，亦被視為坎位不足、陰盛陽衰的結果。
當然，風水之說屬傳統文化範疇，未必能全然解釋人生際遇；蒲松齡科場失意，更多源於科舉制度的僵化與個人文風不合時宜。然而，從環境地理的角度審視蒲松齡故居，其山水格局與主人一生的起伏確實耐人尋味，也為後人理解這位文學巨匠的命運提供了另一種視角。
